考研西方经济学考研大纲，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选择题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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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考研，西方经济学考研科目

陈炳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

一、春秋战国及以前时期的一些政治经济学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数千年历史，经济思想众多。本文侧重引用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这个阶段是诸侯经济竞争的时代，与秦始皇统一后的经济思想存在较大差异。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围绕富民、强国和生活安定、国家安全而制定经济政策。

（一）明晰制定经济政策的原则：以民为本，利民富民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地位及其提高，一看其人口数量，二看诸侯国对其他地方的吸引力，以及他方的归顺。而这根本上，在于政策制定者是否有善德、善政，做到“制国有常，利民为本”（《资治通鉴·赧王八年》）。

一是知民为本，制定善政。古人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虞书·大禹谟》）。为国之大务，就是爱民。做到“利而勿害，成而不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六韬·文韬·国务》）。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做到爱民利民。

二是制定顺应民心的富民治国政策。黄帝提出“号令阖（合）于民心，则民听令”（《黄帝四经·经法·君正》），这号令就是政策。管子明确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

三是以天下为公，把握民情而制定政策。《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也就是说，政策制定者要以天下为一家，以天下人为一人，同时体察具体的民情、差异，顺应民心，避免祸患，然后制定政策。

（二）树立政府信用，倡导无为而治

古人认为，“信者，天之期也”（《黄帝四经 经法·论》）。信，是天地的本质特征，日月运转、阴阳升降、周期无差，因此万物能够生长。人要做到“取诚信，去诈伪”（《六韬 ·文韬·上贤》），国家要做到“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六韬·武韬·顺启》）。儒家五常中，信是一常。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早期是一个被其他诸侯看不起的小国，后来统一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改革首先从确立政府和权力的信用开始。商鞅认为：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商君书 修权》）。从南门徙木到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树立了政府、权力及其政策的信用。商鞅变法十年，秦国大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国力强大。

在强调信用的同时，倡导无为而治。首先是重视教化，让民众自富。一是制定制度和规范，教化民众自觉遵守。“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礼记礼运》）。也就是说，无为不是不为，而是指不干涉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但经济活动主体必须守法（符合道、礼、义、正、政、法令等）。利人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管子五辅》）。“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六韬·武韬·文启》）。对不守法者，则予以惩罚。

（三）实行农工商均衡发展的经济政策

农业社会，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定，都离不开经济发展。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通。春秋开始，诸侯国之间有竞争，政策不同，国家地位提升的效果不同。周文王曾经问姜太公治国之道，太公提出要发展三宝产业。何谓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三宝完，则国安（见《文韬·六守》）。这种强调农业、工业和商业平衡发展（三宝完）、不独尊农业的政策，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

大，庄子解释为不同而同之谓之大，就是包容行业的多样性。大农的农业，不仅是耕织，也包括畜牧、渔猎、治水、防火等，包括预防和处置自然灾害；工，不仅包括农业工具的制造，也包括乐器、陶器、家具、生活用品、纹绣和纺织、兵器、玉石金银雕刻等。商业不仅是粮食买卖，还包括各种经济作物、生活工业用品等，以达到互换有无。三宝中，特别重要的是“一”，一就是专业、专攻，其中有分工，也有专业化。《周礼》制度，工、医、猎等都有官位，而且是世袭的，这种工艺、技术的世袭、继承，可以提高其水平，使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乃至可以手（药）到病除的效果。管子治理齐国时曾经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勿使杂处”，令其子恒为其业。齐国分二十一乡（一乡3000户），其中15个乡为士农，6个乡为工商（《国语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专业化非常突出。而且管理特别强调工商的重要。“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管子七法》）。

（四）规范政府经济行为

1.取舍有度，不重复征税

管仲认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孟子也提出“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三节》）。

对于边关和集市不重复征税。“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管子 问》）。

2.不搞权力垄断经济，与民同利而不争

古人认为，“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主张藏富于民，“（官）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众，乡分治也”（《管子修权》）。也就是说，为政掌权者不能经商，这会导致百姓对政府赏罚政策的不信任，因此而无廉耻，只有藏富于民才能发展经济。

3.为商业发展提供便利

神农炎帝时期，就开始日中造市，为百姓商品交易提供市场，而且对市场有监管，注重平抑物价，保障人民生活安定。《周礼》以九职任万民，其中第六职是商贾，阜通货贿。以九赋敛财贿，其中第七赋是关市（边境和市场）之赋。《礼记月令》记载，仲秋之月设立集市，让百姓互换有无，增加财富。“仲秋之月，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政府为市场提供便利和服务，但对市场准入有要求。比如“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礼记王制》）。

4.倡导廉政，不奢侈不豪华

实行“薄赋敛，俭宫室台榭，吏清不苛扰”的低税负政策（《六韬·文韬·国务》）。为政者，清正廉洁，衣食不异于民。“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屋室不垩，甍、桷、橼、楹不斫，茅茨偏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粮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织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六韬·文韬·盈虚》）。

饥荒灾害之时，官府要节省行政开支。民饥则勤而不宾，举祭以薄，乐无锺鼓。凡美禁，畜不阜群，车不雕攻，兵备不制，民利不淫。征当商旅，以救穷乏，问随乡，不鬻熟。分助有匡，以绥无者（《逸周书卷一·籴匡解》）。也就是说，在遭遇自然灾害以及人民生活困难时期，政府部门要减少行政开支，不搞豪华奢侈的各种活动。

（五）落实富民政策，切实解决贫困

1.明晰国家贫困的原因

贫困的原因众多，但由于政策带来的贫困值得重视。管子提出其所处时代导致国家贫困的六个原因：一是山泽不救于火（火灾），草木不植成（生态环境恶化），国之贫也。二是沟渎不遂于隘（水利不修），鄣水不安其藏（水灾），国之贫也。三是桑麻不植于野（价格低贱亏损），五谷不宜其地（旱灾等），国之贫也。四是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不备具（不发展养殖业和经济作物），国之贫也。五是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过度发展雕刻产和女工纹绣事业），国之贫也。荀子也观察到六个原因，“上好功则国贫（所谓政绩工程），上好利则国贫（权力垄断利益），士大夫众则国贫（官多负担重），工商众则国贫（农业不发达，工商盈利，本末倒置），无制数度量则国贫（度量衡不当，包括钱币）。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

2.顺应民心，落实富民政策

管子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要求制定政策顺民心，让人民能够安于本业，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安全，人丁兴旺。如何富国？管子针对提出的六个致贫原因，提出要治水、防火、防旱抗旱、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减少过度的雕刻产业和女工（如纹绣）产业。同时，轻税租，薄赋敛（《管子立政》）。

为让百姓致富，安居乐业，古人认为必须让民有恒产，否则社会不安。“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三节》）。管子甚至认为，“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管子权修》）。

3.切实解决贫困问题

首先是去贼去害。姜太公认为治国有六贼七害。六贼之一就是“强宗侵夺，凌侮贫弱者，伤庶人之业”，这会导致家庭贫困，必须予以打击。七害之一“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而伤农事”（《六韬 文韬·上贤》），这会导致农业社会的国家贫穷，无力应对战争，因此必须禁止。

其次区分具体情况，对家庭实行不同税收政策。如恤孤，战死之家、孤儿、不能自养者，由乡党、亲戚朋友等抚养。养一个，少征一人税，养两个，少征两人税，养三个，全家免税；再如慈幼，一家有三个幼儿的，免征妇人之税，四个的，全家免征；残疾之人，国家收养；家有七十岁老人，免征一子之税，三个月馈赠一次肉食。有八十岁老人，免征两子之税，每月馈赠肉食。有九十岁老人，全家免征，日有酒肉供给（《管子 入国》）。

再次是建立救济和慈善机制。《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就有制度，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賙（周济）。这属于民间自我救济。“存养天下鳏、寡、孤、独，振赡祸亡之家，让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六韬·文韬·盈虚》），属于政府组织的救济。做到“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晏子春秋·内篇二十》，在危急之时，救济贫苦，是属于财政救济。再次，政策不能让一部分人非常富裕，让另一部分人生存困难。要能做到“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六韬·文韬·文师》），这就是“德”，防止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

4.最后抑制经济暴利

农业社会，农业不挣钱，利少，工商业利多，不利国家。秦国为发展农业，一方面提高农产品价格，一方面提高非农税收和租金，还利于边（关）市（场）。“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则民不得无田，无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商君书修权》）。

二、对春秋战国及以前时期经济思想的认识或评价

（一）东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差异：上观与下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看宏观和微观，从国家需求和治国之道角度提出了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而且，这个宏观理论和政策，发生在权力阶层和决策阶层，思想来自其中的杰出人物，如姜太公、管仲、商鞅等；或者至少是能够接触决策者、为决策者所重视的思想家、理论家，如道家、墨家、法家等人物。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国家竞争，农业社会的国家经济（诸侯经济）竞争，其组织者是国家和政府，或者诸侯等。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中国的清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强调的是国家竞争，国家利益，因为这是最高决策者的理论，其发挥作用的杠杆主要是制度和政策、权力、利益分配和各种奖惩，以达到治国需求目的和目标，它是从上而下的经济学，经济学要求的首先是国家利益。某种意义上属于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制度经济学政策。

西方政治经济学，主要从微观角度看微观和宏观，因此而建立了一套从微观需求尤其是个人和经济主体角度出发的认识、理论、实践，在观察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微观经济学或者市场经济理论或规律。该理论源于地理大发现以后的经济发展实践。地理大发现以来的经济，由国际贸易推动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而这主要是微观组织或企业、个人行为、信用推动贸易、经济发展，由此推动技术变革、制度变革，推动国家经济强大。西方经济学（或经济发展、崛起）的基础是企业和个人及其行为和信用，故理论上首先强调个人、企业能动性和创造性对利益、利润的追求，强调价格这个利益杠杆的作用，强调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尤其是强调市场信用，强调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强调政府对市场的适应和变革，国家利益是通过税收、监管和国防等政策来实现，通过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强大来实现。它是从下而上的经济学，后来的发展有从上而下的经济理论。

（二）上观与下观的不同

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理论尤其是企业理论、实践是独特的，强调利用人欲来发展经济，且不断丰富和发展、完善，乃至运用到宏观。比如企业管理模、营销和研发模式，薪酬制度、股权制度，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制度，期权制度以及竞争理论，包括预期理论到期货理论，产权制度和产权交易所等，这些都是市场发展起来的，是围绕价格杠杆及其利益而产生。微观组织的理论和效率、创新，通过市场机制自动实现。政府的职能是主持公平正义，维护市场秩序，制定市场规则、政策和法律法规，不直接参与、干预经济活动。该理论的经济决策权是分散的，经济活动由各主体决策完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思想，也是独特的。由上层决策，依据圣贤理论，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考虑如何让人民安居乐业，同时保障政权稳定、国家安全。该理论实际上假设国家是一个经济人、法人，由宏观指导微观，因此不强调价格杠杆的自发作用，更多强调政策、权力、分配的公平、公正，通过奖励和惩罚、没收以及利益、地位、权力晋级、荣誉、税负等政策进行调节。理论决策权是集中的，而经济行为的执行是分散的，执行要符合宏观决策。评价经济活动主体行为的标准是价值观、义利观、对国家的贡献、对政策的执行，而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市场利益和利润、个人成就。

（三）春秋战国及以前经济思想的优势与不足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理论和思想，其长处在于高屋建瓴，在宏观总体、战略和方向上进行把握，具有全面性、人民性，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从而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尤其是在分配公平、富民强国方面也有相对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缺乏系统性的总结和梳理，缺乏理论继承和完善，尤其是对微观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创新不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从宏观角度看问题，确保发展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上对下的了解和把握，然后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制度。如果对下情了解和把握不足，乃至误判，政策可能失败。而这一点，正是西方经济学强调的市场作用。因此而强调发挥个人和企业的逐利性作用，发挥价格机制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人心不同。我国传统经济思想假设了一个前提：以天下人为一人，以天下为家、出以公心的一人，而事实上不是如此。西方经济学假设人皆自私，追逐私利。事实上也不完全是，政府和权力不追逐私利，个人也有慈善和公益心。

对于这个问题，墨子早就观察到了。他提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何以知其然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明于民之善非也，则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也。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上之为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故赏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

但是，所谓下情是什么呢？每个人的想法不同，难以一致，而政策期望一致，这就有两难。“百姓为人，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是以选择其次，立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墨子这里讲了一个国家治理理论的起源，也说明了以天下人为一人的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困难。

墨子进一步分析，上下的利益（义的含义）诉求不同，不可能一致，因此政策不能在市场得到有效实施，甚至出现相反。怎么解决？墨子的主张就是给家、国以自主权，制定各自的政策，用各自的“义”进行治理，目标就是利国利民，富国富民，家、国、天下的政策各有区别和分工（见《墨子 尚同(下》）。这其实就是强调市场作用的理论。

（四）一些启示

春秋战国及以前时期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真正的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经济政策是在掌握全局基础上而制定的，它强调制定正确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强调让人们自觉遵守，在这个基础上实行无为而治，同时特别强调政府的信用，这也是政府行为的对治。

春秋战国及以前时期的经济思想，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尤其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做到安民、利民、富民，让人民有恒产，有事业，不失业。尤其是古人对国家贫困的诸多原因分析，在今天依然需要重视。如水火之灾（包括气候变化带来的雨水分布变化）、生态环境污染（破坏）、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如工商业超过农业、奢侈品工业多于农业和工业）等原因而造成的贫困和财政支出浪费，要通过预防和治理解决。低税赋、行政廉洁、简朴等政策值得借鉴，防止权力经济和垄断救济现象的出现。古人的救济、慈善机制和个性化的家庭税收政策更值得借鉴。以人民为中心的各种政策包括税赋、慈善、救济等，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家庭和个人。要防止政策带来的暴利、投机取巧等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经济结构失衡。当然，作为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要特别注意无为而治，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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