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名词解释，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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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史学研究方法有哪些

史学评论的标准是衡量史学著作在研究和编纂上的优劣成败内在尺度

宥沐说史2022-06-2215:45新疆历史领域创作者关注刘勰认为史著的作用在于垂训后世，其基础还在于“实录”。所谓实录，“就是指真实地记载历史，使人们从阅读历史著作中获得真正符合历史实际的历史知识。”在我国古代史学家中就已人在史学评论中表现出对史学真实性的要求。如把“良史”与“书法不隐”、“实录”相联系，把史事记录的是否真实，作为评判史书优劣的内在尺度。实录成为史家不断追求的理想境界，又是史家撰史必须遵循的标准。所以刘勰既倡言“宗经矩圣”的撰史原则，又强调史书的实录精神。

述（最多18字01史书的评价要求首先，要以严谨公正的态度“按实而书”、“直笔”、“务信”。他称颂司马迁写史旨在“实录无隐”，肯定司马彪之“详实”、华桥之“准当”，赞扬古代董狐、南史氏之“直”，这些都反映了刘勰据实直书的修史态度。与实录相对的则是对历史失实的记载，他斥责班固“遗亲攘美”、“征贿鬻笔”，批评袁山松、张莹“偏驳不论”，薛莹、谢承“疏谬少信”，指责孙盛《魏氏阳秋》、鱼豢《魏略》、虞溥《江表传》、张勃《吴录》“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刘勰主张，史学著作要作到实录，史家要具有“素心”，“析理居正，唯素心乎!”何谓“素心”？范文澜先生对“素心”的解释为：“素心，犹言公心耳”，周振甫先生也将其解释为“犹公心，言心无偏私”。“素心”即是一种公正之心，它要求史家在著史时，要具备一种无偏私的心态，排除个人主观情感好恶和人情利害的影响，“按实而书”。只有这样的心态，才能分析事理、辨别真伪，才能保证史著记载客观历史的客观性。刘勰对那些心存偏私的人写的史著、对歪曲史实的史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刘勰提出的“素心”说是对史家修养问题的探讨，他已经意识到史家的才学识及其他修养，都会影响到史书的真实性。

刘勰认为史著要实录，但同时他又提出“尊贤隐讳”、“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尊贤隐讳”、“奸慝惩戒”与直笔实录，在今人看来是相互矛盾的，但在刘勰看来，两者却都统一于为封建社会树立道德准则这一思想上。封建史学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史学必须依托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准则之下，刘勰也没能出其右。其次，对史料要“博练稽古”、“文疑则阙”。实录的前提是要全面地占有史料以及在此基础上审慎地选择史料，我国古代史学家历来都非常重视史料的作用。这是一种对待历史非常审慎的态度。司马迁作《史记》，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既然不雅训，也就不能征引，可见其严谨的著史态度。刘勰也对史料非常重视，并将全面地占有史料和审慎地选择史料概括为“博练稽古”、“文疑则阙”。刘勰指出，史家著史的第一步就是要“必阅石室，启金匮，抽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即必须要详细地占有材料，阅读所有的资料，研究残破的书卷，广博而熟练地掌握有关历史知识。这样，才能写史有据，成为“信史”。

对于史料的选择，刘勰认为应该“文疑则阙”，而且要“务信弃奇”。这是实现“信史”的重要途径。对于远古的历史，年代久远，记载往往失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世俗之人“爱奇”而不顾“实理”。由于爱奇心理的作用，史家对于传闻之事没有分析其事理、辨别其真伪，而是穿凿附会，添枝加叶，这是影响史著实录的重要原因。史著要做到尊重真实的历史，就要对不确切、不可信的材料从缺，切不可“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因为这是“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蠢也”。史著对史料是否考辨精确在刘勰看来也是能否成为实录的重要原因，因此他赞扬干宝《晋纪》以“审正得序”。刘勰把对于史料的重视程度提升到了决定修史成败的理论高度，对于后世史家修史具有深刻地指导意义。

刘勰把《史传》篇放到文体论的部分进行叙述，即把史学看作是一种文体进行讨论的，所以《史传》中也包含着刘勰的史学审美思想。在评价史书时，除了史书的实录外，刘勰同时对文辞及体例的完善等史书的外在形式也有评价的标准。第一，文辞简约。作为文学家的刘勰更注重对文字表述的要求，他主张“辞宗丘明”，即史著的文辞应效法左丘明，同时他又称赞《左传》“于文为约”，看来刘勰对史著的文辞要求以简约为主。所以他赞扬《春秋》“眷旨幽隐，经文婉约”；《左传》得《春秋》要旨，有所发挥，但不繁琐，实为“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孙盛的《晋阳秋》也“以约举为能”。第二，文质相符。刘勰反对当时文学上的浮华之风，提倡文辞和内容的协调统一，这种要求也必然反映到史学上，在史著中刘勰主张要文史结合、文质相符。文质相符指文辞与内容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史家追求文辞的精美，但不能损伤内容，只有两者协调，史著才属成功。所以他称赞《史记》既能“实录无隐”，又“博雅宏辩”；《汉书》“十志该富”，在文辞表达上“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

第三，体例完善。“明白头讫之序”是要把记载的历史范围弄清楚明白，是刘勰对写作史书的又一要求。所以他批评那些记述次序有头无尾的史著，如批评陆机所著《晋纪》“肇始而未备”，只有开头而没有完卷；王韶之所著《晋安帝阳秋》“续末而不终”，因晋安帝后还有恭帝，所以刘勰说他没有做好结尾。依据政治和学术两条标准，刘勰从史学著作的目的、撰史原则、修史态度及文字表述等方面对自先秦至晋的历代史书的优劣进行了评价。通过评价史书得到历史著作的写作方法，指导后世史学更好地发展是《史传》的目的，所以刘勰对史书的体裁进行了综合分析比较，并提出了史书的编纂方法。02对编年、纪传二体的分析及概括史书的编纂方法编修史书，是一项庞大的写作工程，首先必须要确定体裁。体裁，即指各类史著的编写形式。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我国的史书体裁基本上有编年和纪传两种。编年体创始于古代史官，孔子作《春秋》继承和发展了编年体，经《左传》的进一步完善，编年体史的体裁得以最终确立，自此以下，历代均有遵古式之史书。

纪传体首创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陈寿以下史家大都因循之，使后起的纪传体渐成修史之主体。两种体裁孰优孰劣，自它们产生后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刘勰适时地对二体进行分析，提出了“纪传为式，编年缀事”的观点，并以《左传》《史记》分别作为二体的代表作，评论二体的优劣得失。编年体“贯四时以联事”，以年、月、日时间为序记述史事，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讳，这样的记载对于同时期的历史事件可以叙述得清晰明了。但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延续数年甚至几十年，时间跨度长，按编年体裁的写法，就要把同一历史事件分散在不同的卷中，这样就会割裂事件的完整性，使其首尾不能连贯。刘勰将编年体的这一不足概括为：“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这是编年体不能克服的缺点。同时，刘勰还指出编年体“氏族难明”的缺点，对于某些历史人物难以作具体的叙述。纪传体以记述历史人物为中心，“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辅政体，十表以谱侯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这样的编排方式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便于通观历史人物，使“人始区详而易览”。

但在历史进程中，事件、人物错综复杂，互相牵连，往往一件事会牵连很多人，也或许一人会经历多件事情，而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将人物分散记叙，难免会造成重复或偏颇。刘勰将其这一缺点概括为：“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刘勰对编年、纪传二体的评述，使后人频起评论，及至刘知几更是在刘勰的基础上，在《史通》中专作《二体》，更加详细地评述了二体的优缺点。刘勰在评价了历代史书得失及分析了二体之后，对史学著作的编写方法，初步总结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刘勰提出的这四条修史步骤，主要是从史料和体例两方面概括的，史料是保证史书真实性的前提，体例则是史书在形式上完美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具体地说：“寻繁领杂之术”就是要广泛地搜集各种不同类型的史料；“务信弃奇之要”则要在广搜史料的基础上排除奇闻异说，坚持求信史的态度，审慎地鉴别、整理材料，才能下笔成书；“明白头讫之序”则要明确史书的首尾断限，确定其所要记载的范围；“品酌事例之条”确立评价事例的写作义例。抓住这四条要领，便可“众理可贯”。刘勰概括的撰史方法，为史书编纂提供了可遵循的理论，也为后世史家提高史书的编纂水平奠定了基础。所以，后来的刘知几继承和发展了刘勰的这些观点，范文澜先生便指出：“《史通》全书，皆推阐此四句之义。”张舜徽先生也指出：“若此四语，所以启牖知几者为尤大。知几盖据其义，引申推演以成是书耳。”03《史传》篇的局限性任何史学评论都受一定的阶级限制，作为封建阶级的史学家，刘勰对史学的评价与其历史认识论也存在一些糟粕之处。如，刘勰“宗经矩圣”的撰史原则和以此评论史书的出发点，是以维护封建阶级统治为原则的，具有浓厚的封建名教色彩和正统思想，所以他严厉批评司马迁、班固等人为皇后立纪的作法。

又如，刘勰主张直笔写实录，但又要求“尊贤隐讳”，对于尊者、贤者，不能因为他们微不足道的缺点而掩盖其整体的美好形象，这显然是在维护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准则。但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即刘勰提出的这些原则，是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04结语总体来看，刘勰首次对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论，为历史学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理论指导。并且他对史学的起源和发展、评价史书的标准与要求、编写史书的目的与原则以及撰史方法等多方面的论述，为后世的史学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刘知几的《史通》即是继承和发展了《史传》的观点，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说：“《文心雕龙史传》一篇，论列旧史源流得失，至为详尽，乃史评之前驱。”“《史通》……论列史法，扬榷体例，则胎袭于《文心雕龙》者尤多。”刘勰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不仅对刘知几，而且对后世的其它史家，如郑樵、章学诚等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更加奠定了《史传》篇在史学评论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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